“当我死去的时候，亲爱的，你别为我唱悲伤的歌；我坟上不必安插蔷薇，也无需浓荫的柏树”。英国诗人罗塞蒂的名作《歌》，由徐志摩译出了一缕超越悲伤的感情。
逝者的墓前或许不需蔷薇与柏树，但需要一块用于镌刻墓志铭的碑。碑文会告诉来者，这里安息着谁，他/她被谁思念。
请随我们造访安息在昆明的人，沉浸在他们的墓志铭传递的情绪中。
“人时已尽，人世很长/我在中间应当休息/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/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” ——顾城《墓床》
每天，高荣要围着能容纳14万逝者的晋龙如意园，步行3圈以上。
每年，有近4000块墓碑经过金宝山公墓石材厂刻字工金丽琼的手，立在墓前。
2014年，有200多条墓志铭被殡葬文化研究者李健人收录进电脑数据库里——这些墓志铭别具一格。
对这些人来说，墓碑、墓志铭并未沾染另一个世界的气息。它们与我们在城市里遇到的活生生的人一样，充满故事和特征。或者，更具辨识度。
一
高荣对人的认知，准确地说是对生者的认知，往往以“他们的亲人因什么而去世”作为切入点。
高荣是晋龙如意园的安保人员，他平时习惯站在“孝爱福地”里俯瞰园区。在这里，他能观察到整个“孝区”，上千座墓碑整齐地坐落在山坡上。目光再放远一点，几公里外的盘龙寺坐落山间，烟雾缭绕。他记得，今年中秋节，盘龙寺里的烟雾从早到晚没有断过。
这，晋龙如意园也很热闹。高荣在墓园里看到，一个30多岁的女子久久坐在一座墓前，从下午3点坐到下午5点半，直到园区变得空无一人。“下午五点园区里面就不准呆人了。”他走过去提醒那位女子，她横了他一眼：“你不要管我，我等会儿自己会走。”直到六点，女子才走。
那个女子，高荣认得。她的丈夫前不久因为车祸去世，落葬当天，她的婆婆对高荣大吐苦水。“她的婆婆不喜欢她，说她这不好那不好。”高荣觉得，这个媳妇改嫁的日子大概不远了。
逝者的家属只要来过几次，高荣便熟了，“探坟时会带点水果来，让我帮忙多照看墓地”。他扒开墓地旁的水杉树，枝桠间夹放着五六个苹果，而在另一棵树的枝桠间，则放着五个橘子。
在晋龙如意园，和高荣一样的安保人员共有36人。其中有4个内保，“专门守上面1000多万元的墓地，我们老板的亲人就葬在这块墓地里的地、正中央。”大家难得碰在一起，偶尔会从对讲机里传出：“有拨人要来落葬，赶紧去门口接灵。”其它时候，高荣会站在“孝爱福地”里俯瞰一排排的墓碑，或者走进墓碑中间看看。
一个1995年出生的女孩安息在“孝爱福地”下方的墓园里。“她爸爸妈妈做生意发了，给她买了一台车，有，就撞死了。”高荣看着墓碑照片上那个漂亮的女孩子，摇了摇头：“哎。可惜了。”
女孩的墓碑上，除了她的名字以及出生和死亡年月，没有留下其它有特征的信息。她于2014年3月3日下葬，高荣总是会把这个日期与孙艳琦下葬的日期混淆。
二
在晋龙如意园数以万计的逝者里，高荣对孙艳琦的印象尤其深刻。2014年4月13日，是孙艳琦下葬的日子。这个日期之后，几乎所有新来的同事，都被他带到过孙艳琦的墓前。
孙艳琦的墓地离“孝爱福地”有点儿远。需要先爬坡到“名人苑”，这里的围墙上刻着很多名人的画像，但是他们都没有葬在这里。
沿着长长的“吉祥龙道”往下走，高荣会遇见一个姓刘的武定老乡，他生前是个老师；接着穿过满是五角星的“军魂园”，这里躺着很多将军，还有年轻的英烈。他们的墓碑上都刻着大段大段的文字。
然后，就能到达孙艳琦所在的“常乐园”了。高荣走完这段路，需要20分钟。
安息在“常乐园”的逝者还不多，孙艳琦是年轻的一位。10月19日傍晚，两位工人清理了她隔壁的墓地，这里将葬入一位老妇人。孙艳琦的墓碑前，有一盒中性笔、一盒笔芯和一把小剪刀，外包装都已褪色；墓前还有一个陶罐，里面盛着水。
孙艳琦就在墓碑上方的椭圆形瓷像里。她留着齐肩头发，戴着黑框眼镜，嘴唇微微撅着，一副娇倔的模样。她出生于1994年10月28日，正是的年纪。墓基上刻着几行简单却充满悲恸的文字——
“爱女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，在昆明火车站恐怖主义事件中不幸遇难”。
2014年3月1日，孙艳琦从呈贡区大渔街赶到昆明火车站，准备搭乘当晚11点的火车返校，却永远止步于此。两天后，她的父母才得知她遇难的消息。
4月13日，她的骨灰被送到墓地，高荣看到，可怜的母亲哭得几近昏厥。
清明、中秋，高荣两次在这块小小的墓地前看到那对悲伤的父母。“一来就哭，慢慢就不哭了，干坐着，望着照片发呆，坐好久都不走。”
在墓园服务了一年多，高荣目睹了太多的永别和悲伤情绪。“这墓碑上的字，看着简简单单，里面的悲伤不是我们能理解和体会的。”
三
金丽琼没有接触过逝者。她是通过往墓碑上刻字而了解到逝者和他们的家属的。
金丽琼是金宝山公墓石材厂的刻字工，每天平均有14块墓碑经过她的手，“大的能刻12块，小的能刻16块”。在清明和冬至来临之前，这个数字会更大。她在这里工作了6年，经手的碑不计其数。
她看过多的字是“永远怀念”，其次是“音容永存”。在金宝山，几乎有一半的墓碑被这两个词占据。“有墓志铭的不很多，就军魂园和名人苑那些多些。”
她喜欢给墓碑刻字的工作。“我没有接触过他们（逝者），但是能够通过刻字知道、了解他们，还有他们的家人。”
今年9月，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找到金丽琼，要求她重新刻碑——这在她6年的工作生涯里很少见。
老先生不满意墓碑的“排版”问题。他要求老伴要在碑上占到2/3的位置，剩下的1/3留给他自己。“她跟我生活了50多年，她走了，我要好好地给她做块碑。”他希望老伴在墓碑上的分量更重一些。
金丽琼由此对这位老先生印象深刻。他没有告诉她自己的名字，她只记得，老先生的代号是193-1。
除了老人，金丽琼还刻过很多孩子的墓。“很多娃娃，小小的就不在了，这山上年轻的也多。”她并不知道这些孩子为什么过世，但是，“作为母亲，还是很难过。”她是一个19岁女孩的母亲，女儿在辽宁大连读大学。
四
“继续去寻梦吧，亲爱的女儿，勇敢地去面对你崭新的旅程。撑一支长蒿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，你将满载一船的星辉，你将在梦的轻波里依洄，甜美是梦里的光辉，快乐是梦里的斑斓……”
周楠的墓基上刻满了字。她的父母仿照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，为她写了一首诗。诗中，父母因为女儿的匆匆离去，“叹息着生命的短暂 痛苦于人世的无常”。
墓碑上的照片中，周楠穿着深蓝色校服，稚气未脱。“她生前一定很喜欢钢琴，也很喜欢看书”，墓被设计成黑白琴键的模样，墓地左上方摆着两本书。墓地前种着一盆杜鹃花，深秋时节开得正艳。
“忘记她是昆明哪个中学的学生了，出了车祸，好可惜。”周楠出生于1987年，算来，今年应该27岁。只是，她在2002年永远停留在了15岁。李健人觉得，好的墓志铭就像一本好书，为观者打开一个未知的人生。
李健人在金宝山公墓已有14年，他更愿意别人称他“殡葬文化研究者”。偶尔，他会打开自己电脑上那个名为“墓志铭”的文件夹，读上几行。周楠的墓志铭是其中的一条。
文件夹内，李健人收藏了200多条墓志铭，而这条，是他的。
五
2008年，杨氏被儿子张荫生从曲靖迁葬到昆明。与她一起的，还有她的丈夫张九皋。
二人的墓碑上刻着一对墓联，“为民殒命千秋忠魂昭日月 遗腹抚孤一脉血祀衍人天”。上一句写的是张九皋，墓碑上注明，他曾是云南护国军革命烈士中校营长。在张九皋英年早逝、为国捐躯的那一年——1921年，杨氏怀着的儿子张荫生，便是后一句中的“遗腹抚孤”。
张九皋没有留下照片以作妻儿的念想，墓碑照片上仅有杨氏一人。此时的杨氏穿着一袭黑色衣裤，露着一双缠过的小脚。在墓碑上，她是“杨氏太君”，没有名字。但是，她的儿子张荫生特地为她写了一首《迁墓思母》的诗：
“夫殇讨贼芳千古，子遗牵怀断寸肠。长夜寒灯抽底线，低颜闹市易饥粮。”
一位年轻女人丧夫的哀恸，在战争年代独自抚育孩子的艰辛，不难想象。
在杨氏迁葬金宝山两年后，“思亲九转音容缈，白首孤儿哭墓冈”的张荫生安息在抚育他成人的母亲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身旁，他的墓碑上，刻着一大串子子孙孙的名字。
与杨氏数米之隔的刘邦耻，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人，年轻时“负籍入滇著春秋，伉俪支边绘绿洲”。此时，她躺在西山下，心却念着自己的来处——“夜雨涨秋池”的巴山，和“江流水悠悠”的威远。
还有马伯昂、王规元夫妇，来自湖南浏阳。从年轻支边云南至今，再也没有回过家乡。儿女们为他们写下：“余歇此宝地，朝望家乡，藉桂花飘馥，琴泉传音，载寄父母魂归故里之灵。”他们的墓正对着浩淼的滇池，与“江水滔滔流不断”的浏阳河有着千里之隔。
六
“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‘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！’圣灵说：‘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’”
这一句，来自《圣经·新约·启示录》第14章13节。
在昆明北郊的龙凤公墓，这段话同时出现在两块墓碑上。或许，葬于此处的逝者认为，死亡意味着抛弃肉身，回归天堂，获得了永生。墓碑上的句子，也带着一丝喜悦的意味。
墓志铭的作用，或许就在于此——为生者抚平亲人去世带来的悲痛，驱赶面对死亡的恐惧。这也是李厚康在《别前言》里想要对孩子们说的：
“依律今去，无须呜呼，祭日念我，勿用纸烛，只需家人幸福之花。节假欢聚，犹我在场，共享家和之乐，此祝乃嘱。”李厚康逝于2008年，葬在东郊金陵公墓。墓志铭代替他，试着为亲人抚平悲痛。
而黄沛泽和陈焕彩，则有着“今生虚妄，盼来世清净”的证悟。他们的墓碑上刻着“每因贪爱恋红尘，痴迷忘本本来人。七十余年皆幻梦，万事成空无一真。今朝解脱生前累，换取莲邦净妙身。有缘念佛西方去，莫于苦海甘沉沦”。死亡于他们来说，是“净妙身”的开始。
杨嘉林在他的墓志铭里，则表现得像一个道者：“韶华褪尽，今倚青山眠，观天悟地，明象了道，他朝凡尘路上一智者”，这段话下，刻有一丛兰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