葬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，有其独特的文化地位。我们通常将正常的死亡称为正寝，即寿终正寝，其最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死在家里，对于这种死亡方式，我们普遍认为是最为正常的,丧事按照程序办理就行了。但是，从历史上看，人类的流动性决定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“寿终正寝”，譬如外出做官或者打仗，死在官员任职的地方或者死在战场上也不在少数，这些人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殡葬？

　　鉴于这种情况，在殡葬方面，人们大多采用了归葬还乡的方式，所谓叶落归根、狐死首丘，都是这种情感的形象比喻。不仅如此，人们在《礼记·檀弓》中找到了儒家文化的理论依据:“大公封于营丘，比及五世，皆反葬于周”。君子曰:“乐，乐其所自生，礼不忘其本。古之人有言曰:‘狐死正丘首’。仁也。”《礼记》中此句话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丧葬习俗。

　　归（乡）葬，通常指死于外地，返葬于父祖之坟茔，亦称“归窆”。归葬作为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的一种，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死亡观念，对家族、家乡的重视。所谓“归葬”者，要体现一个“归”字，如果没有“死于外”这一前提条件，那么就谈不上“归”。归葬的施动者一般为死者的后代子孙，这也是他们“尽孝道”的一种体现。从一定程度上说，是否能让死去的亲人实现“归乡葬”，乃是展现其是否恪守孝道的直接表现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战争的原因人口流动频繁，客死他乡之事频率增加 ；加之门阀士族的兴盛，时人对家族门第的重视，使得归葬之风犹盛不衰，归乡葬因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葬俗。南北朝时期张姓族人张彝与张谠，用他们的实际行动，使亲属魂归故里，尽善尽美，谱写出了大孝的感人篇章。

　　张彝（461-519年），字庆宾，南北朝时期北魏清河东武城（今河北清河）人。其才华过人，性格张扬，为民族融合、国家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张彝虽然性情豪放不羁，但素有孝名。其父早亡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每天早晚耐心侍奉，从不懈怠。母亲去世后，张彝悲痛万分。作为一个孝子，把母亲的丧葬之事办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于是，张彝解除官职，扶丧归葬武城故里。他守丧超过礼节的规定，从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到家乡一千多里路，他完全步行，不乘坐车马。等回到武城时，他面色憔悴不堪，形容枯槁。世人皆为他的孝道称赞不已，乃至于当时的皇帝孝文帝知道后，也派遣使节前来吊唁与慰问。张彝排尽千难万险，使其母“归乡葬”，成为一则“首孝悌”的美谈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《魏书·张谠传》中关于其归乡葬的记载更加波澜曲折。

　　张谠，字处言，清河东武城（今河北清河）人。入魏后，他与宗族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，史载曰：“性开通，笃于抚恤，青齐之士，虽疏族末姻，咸相敬视”。延兴四年（公元 474 年），张谠卒于东徐州（今江苏邳州），其子张敬伯上奏朝廷请求葬于清河旧茔，朝廷迁延不允，最终“停柩在家积五六年”。张谠的另一个儿子张敬叔在徐州，听闻父丧不许归葬，甚至秘密谋划南叛，后被徐州府衙押送京师。至京师后，他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，直至后来得袭父爵，出任武邑（今河北衡水）太守时，方得葬父于清河祖茔。

　　为什么张谠的后代宁愿与统治者据理力争，也要让张谠归乡葬？说起来还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关。归葬习俗历来受到重视，而乡里、宗族等地缘、血缘关系，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关于不归葬的后果，最典型的事例当属《晋书·陈寿传》中的记载：西晋时陈寿的母亲卒于洛阳，遗令葬于洛阳。陈寿遵其志，不归葬，结果以不归葬母被罢官，而且受到时人的贬斥。陈寿遵从父母之命不归葬，不管其内心多“孝”，不归葬亲人遗骸，从形式与内容上都背离了传统丧葬习俗的要求，为世人所诟病，被视为大不孝。我们不知道张谠的后代是否有此一虑，至少从伦理、感情上来说，其热爱家乡，眷恋家乡的传统美德是确定无疑的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不管是死者生前的遗愿，还是子孙后代恪守孝道主动要求归葬，归葬的风俗，从来不曾消失过。归葬，不仅便于后人祭扫，也无疑对家族起着凝聚的作用；归葬，已然融为中国孝文化的传统礼法。显而易见，张氏族人张彝与张谠之子将其亲属遗体归葬故里，是当时传统士族重视归葬风俗极其普遍的做法，更是恪守中国传统礼法的必然选择。